# 东汉这位太守，把河水变成“鼓风机组”，比欧洲早了一千年
公元38年的冬天，河南南阳。一位老者的灵柩缓缓出城，送葬的队伍里没有达官显贵的车马，只有一群群自发而来的百姓，很多人脸上还挂着泪。这位去世的老人叫杜诗，担任南阳太守期间，当地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杜母”。
你没看错，是“母亲”的“母”。
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父母官”已是极高的赞誉，而杜诗硬生生把这个词掰成了“父母”二字——在他之前，西汉的召信臣把南阳治理得丰衣足食，人称“召父”；如今杜诗来了，老百姓说：咱们既有“召父”，又有“杜母”。这是公元一世纪的中国，一个男人被百姓称作“母亲”，不是因为他慈眉善目，而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大事——把河水变成了冶铁厂的“鼓风机组”，让无数农民用上了便宜又耐用的铁农具。
一、一场关于“打铁”的效率革命展开剩余84%如果你穿越回东汉初年，走进一家冶铁作坊，第一眼看到的肯定不是炉火，而是几个光着膀子、满头大汗的壮汉。
他们在干嘛？在拉风箱。
准确地说，是在拉一种叫“排囊”的鼓风设备——那是用皮革制成的大皮囊，几个并排放在一起，需要人力不断推拉压缩，才能把空气鼓进炼铁炉里。没有足够的氧气，炭火就烧不旺，铁矿石就炼不出好铁。这叫“人排”，一个人拉一天，累到虚脱，也就能炼那么点铁。
后来有人想了个办法，用马拉。这叫“马排”，《三国志》里记载了个数据：冶炼“一熟石”（大概是120斤）的铁料，需要上百匹马同时干活。这成本，搁谁谁心疼。
杜诗到南阳上任那年是公元31年，他站在湍河的岸边，看着水流冲击着水车转动，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水，能不能替人干活？
南阳是当时的冶铁中心，从战国就开始炼铁，汉武帝时期还专门设了铁官，到处都是世代打铁的工匠家族。杜诗肯定没少往作坊里跑，看那些工匠累得直不起腰，听他们抱怨人不够用、马太费钱。
“用水。”他说。
二、河水是怎么“打工”的？杜诗的构想，在当时的工匠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水是往下流的，风箱是前后推的，这俩怎么能扯到一起？
但杜诗硬是把它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水排”——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年。
具体怎么实现的？咱们得借用一下元代王祯《农书》里的记载，虽然距离东汉已有一千多年，但王祯老先生是下了苦功夫考证的，基本还原了水排的构造。
简单说，就是在河边立个木架子，架子上安一个大水轮。河水哗哗冲下来，水轮开始转——这是动力源。水轮的轴上连着传动杆，传动杆的另一头，就是那些大皮囊。水轮转一圈，传动杆就推拉一次，皮囊就鼓一次风。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用人排的时候，工匠拉一天风箱，晚上吃饭手都端不住碗。用马排的时候，上百匹马要吃要喝，成本高得吓人。而水排呢？只要河还在流，风就一直在鼓，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不要工钱。
《后汉书》里只用了七个字评价：“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省劲儿，出活儿，老百姓都说好。
更牛的是，水排不只是省人力那么简单。水力鼓风比人力稳定多了，风量大、风压高，炉温蹭蹭往上涨。炉温一高，就能炼出更好的铁，炉子的容积也能扩大。原本一炉铁要炼一天，现在半天搞定；原本只能炼粗铁，现在能炼出高质量的铸铁。
这哪是改良，这是革命。
三、一位“工作狂”的结局杜诗在南阳干了七年。
这七年里，他干的事儿可不止发明水排一件。修水利、开良田、发展农业，把南阳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老百姓最感激的，还是水排。
因为水排鼓风炼出来的铁，被打造成了农具——犁、锄、镰刀，又好用又便宜。以前一把锄头要花半个月工钱，现在几天就能攒出来。农民有了趁手的家伙什，开荒种地更有劲儿了，收成自然就好。
这就是杜诗被称作“杜母”的原因。他不是那种坐在衙门里批公文的官员，而是真的跑到河边、作坊里，琢磨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他对老百姓的那种关心，不像严父的管教，更像慈母的呵护——细致、实在、暖人心。
但好人不长命。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杜诗病逝于南阳任上。更让人心酸的是，他死后竟然穷得“无田宅，丧无所归”——连块埋葬的地都没有，灵柩无处可去。
消息传到洛阳，光武帝刘秀都愣了。他知道杜诗清廉，但没想到清廉到这个地步。最后朝廷下诏，在南阳为杜诗安葬，拨付了丧葬费用。
一个太守，手握冶铁大权，管理着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生产，随便伸伸手就能富甲一方。可他死后，连棺材板钱都没留下。
什么叫“父母官”？这就是。
四、一千年的领先水排发明之后，并没有被束之高阁。
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个叫韩暨的官员，担任“监冶谒者”——相当于国家冶铁总公司CEO。他发现很多地方还在用老掉牙的人排、马排，效率低得令人发指，于是下令全面推广水排。
《三国志》里记了一笔：“计其利益，三倍于前。”效益翻了三倍。韩暨干了七年，全国的兵器、农具堆满仓库，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水排一直在用。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再到宋元，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水排在日夜不停地鼓风炼铁。到了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王祯想把水排的结构记录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已经失传了——不是没人用，而是太普及了，没人觉得需要写下来。王祯只能四处走访老工匠，反复研究，才把图纸复原出来，收进了《农书》。
而此时的欧洲呢？才刚刚开始琢磨怎么用水力鼓风，比中国晚了一千年。
五、我们为什么记得杜诗？杜诗这一生，没有带兵打仗的赫赫战功，没有封侯拜相的显赫地位，甚至死后连块自家的墓地都没有。他的名字能留在史书上，只因为一件事——他让河水学会了“打工”。
但在我的理解里，水排的意义远不止于技术本身。
杜诗在公元一世纪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是用来受苦的。那些拉风箱的工匠，那些抡大锤的铁匠，他们不是生来就该累死累活的。如果能用水代替人，那就让水去干；如果能让工匠轻松一点，那就想方设法让他们轻松一点。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那个时代，并不常见。太多人习惯了把人当牛马使唤，习惯了“民力可用则用之”。而杜诗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他要替老百姓找“替身”，让自然力为人力服务。
一千九百年后，我们站在工业文明的高度回望，水排不过是水力机械的一个起点。后面跟着水碓、水磨、水碾，跟着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但那个朴素的逻辑从来没变：人类追求进步，不是为了让自己更累，而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累。
杜诗死后葬在了南阳。我想，如果他现在能回来看看，最让他欣慰的，恐怕不是水排进了历史教科书，也不是“父母官”这个词流传至今，而是每一个用着锋利农具的农民，每一个不再需要拼死拉风箱的工匠，都在过着他当年想让他们过的日子。
这世上有些发明，改变的是技术；而有些发明，改变的是人如何看待人。
杜诗的水排，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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