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也称中日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
此役北洋水师惨败，共损失5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多艘战舰重创，但未沉一舰。北洋舰队自此退入威海卫，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北洋水师的覆灭，让人扼腕叹息，痛心疾首。
对于此战的失败，很多人把它归结于北洋水师官兵表现不佳，不堪一击，但事实并非如此。黄海海战中，水师广大官兵表现是英勇的，无可挑剔的。
致远舰和经远舰的官兵，在战局无可挽回，军舰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他们依旧没有放弃，士气高昂。
在管带邓世昌、林永升的带领下，他们奋不顾身，视死如归。
展开剩余92%超勇、扬威等舰官兵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在军舰中弹起火的情况下，依旧坚持战斗。
总之，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打出了军威，捍卫了军人的尊严，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他们无愧军人的称号，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既然如此，此战为什么还是以北洋水师惨败告终？问题不在战场上，而在战场以外
清朝统治者贪图享受，没有居安思危的战略眼光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因为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但是当时中日综合国力差距并不太大；而两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却有天差地别。
日本高层明白，日本想要发展，必须进行侵略扩张，开拓海外市场，跟中国必有一战。
早在1887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甚至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日本高层还明白，作为一个岛国，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天皇身体力行，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皇后甚至还把自己的首饰给捐了出来。
受到天皇影响，日本举国捐款，日本女生还漂洋过海到了东南亚，将卖身的钱捐给国家买军舰。
而反观慈禧太后则依旧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拨出800万两银元修建颐和园，为筹办六十大寿庆典不遗余力。
当，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大兴土木以保军费的时候，慈禧勃然大怒:“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很多人辩解说，修建颐和园没有挪用海军经费。
慈禧太后有没有挪用海军经费并不重要，修颐和园的经费能不能购买军舰也不重要。
问题是慈禧的不重视海军建设，她依旧荒淫无耻，没有危机意识，得过且过，陶醉在天朝大国的梦想中不愿意醒来。
1891年，在日本紧锣密鼓备战的时候，慈禧甚至转发户部的奏疏，作出一个荒唐的决定：“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
慈禧如此，作为大清军队事实统帅的李鸿章也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没有清醒认识。
甲午战争前，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觉得日本人野心勃勃，“倭人不可轻视”。
但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
中日在朝鲜开战前，清廷派李鸿章的亲信叶志超为统帅率兵前往朝鲜，叶志超贪生怕死不敢去。李鸿章甚至劝说爱将道:"亦未必便战，何怯!"
看看，开战在即，李鸿章作为三军统帅竟然糊涂透顶、心存侥幸，如何能克敌制胜？
换言之，大清统治集团没有忧患意识，得过且过。
在此情况下，黄海海战失败就顺理成章了。
李鸿章把北洋水师当成私有财产，让外行领导内行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李鸿章把军队当作一种资本，选择军队将领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
北洋水师统帅是个重要人选，必须选择业务能力强的人来担任。
按照这个标准，邓世昌是最佳人选。
他是广东人，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熟悉大海。
自幼在教会学习，精通英语和算术。
17岁考进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实习两年；在那里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成绩优异。
此后6年，邓世昌在水师服役，从大副开始做起，晋升到管带，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不仅如此，邓世昌还在欧洲考察两年，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益详练海战术"。
北洋水师组建的时候，邓世昌的海军生涯已经有13年。
除了邓世昌，林永升也是不错人选。
他14岁就考入福州船政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24岁到英国深造。
甲午战争爆发时，他已经从军27年。
但是李鸿章却选择了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头统帅。
丁汝昌是个旱鸭子，没有当过一天水兵，只上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极低，军事生涯大都是在陆军度过，对海战一窍不通。
1875年走马上任被李鸿章安排督办北洋海防的时候，他已经罢职归田。
李鸿章为什么任用这样一个人担任水师统帅？
因为丁汝昌是安徽人，是淮军将领。
李鸿章老家也是安徽的，淮军是自己的私人军队。
而在他眼里，北洋水师也是李家军，不许外人染指。
兵部左侍郎黄体芳曾经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
在李鸿章看来，业务能力不重要，是不是老乡才重要。
丁汝昌是一员猛将，他作战勇敢不假，对国家忠心耿耿也不假。
但是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没有一个最称职的统帅，海战失利难以避免。
邓世昌列传中有句话一针见血：“汝昌故不习海战，威令不行。”
战略失误，思想保守李鸿章对中日一战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
他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
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
甚至当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的时候，李鸿章也不赞成:“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
意思是说，你只要在威海保住家当就是，其余的事不要操心，否则出力不讨好。
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这种想法太过天真，幼稚可笑。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对方可以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让自己处于被动。
纵观清廷的战略，可以用8个字概括“羁縻为上，力保和局”（李鸿章语）。
战略上的保守，成为战争胜败的关键，为海战失利埋下伏笔。
后勤保障出错，劣质炮弹充斥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
不过如此，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
之所以如此，跟张士珩有关。
张士珩是晚清有名的军火商，负责大清陆军和海军的弹药供应。
此人是李鸿章的外甥，当时的职务是天津军械局总办，军需供应一手遮天。
为了中饱私囊，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之战舰队炮弹没有多久就打完了，就与他的玩忽职守有关。
王文锦甚至奏称，张士珩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
海战结束后，朝野震惊，纷纷弹劾他渎职，“致使军械窳（音羽，粗劣）败不堪用”。
慈禧震怒，要李鸿章严肃拿问。
但李鸿章极力为其辩解，称张士珩“办事认真。”
李鸿章的包庇犯了众怒，清廷遂直接下旨交两江总督张之洞查办此事。
张士珩这才惊恐万状，在南京向张之洞投案自首，后以“玩视防务”被革职（后来被重新启用）。
张士珩利令智昏，军火都敢做手脚，大清海军怎么会不败？
对此，梁启超也感慨地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
军队后勤保障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后勤保障掉链子，军人再效命也白搭。
战术失误、指挥失当在开战之初，水师队形就阵脚大乱，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
之所以如此，有两种解释：一说信号旗挂错了，二说部分军舰反应太慢，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
未曾交战，阵型打乱是兵家大忌，为失败埋下伏笔。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可怕的是北洋水师没有应急预案。
战局瞬息万变，无法预料；因此必须准备多套预案，以应万变。
但是，北洋水师竟然没有应急方案，尤其没有出台一套在主帅不能胜任的情况下，谁来指挥舰队的预案。
因此，在海战爆发后，旗舰“定远”号舰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摔伤，失去了舰队指挥权。
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
在此情况下，整个水师舰队群龙无首，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无法相互支援，战斗力大打折扣，陷于被动挨打境地。
军舰实力对比处于下风日本联合舰队军舰16艘，总排水量40840，火炮268门，鱼雷发射架568，平均航速14.5节。
北洋水师军舰13艘，另有小炮舰加鱼雷艇6艘，总排水量32100，火炮195门，鱼雷发射架556，平均航速10.2节。
此外，日本联合舰队普遍列装速射炮，而北洋几乎没有速射炮，火力密度相当3倍差距。
总体来说，北洋水师军舰速度较快，防御能力较强；但舰炮射速太低，炮弹（是实心而对方是开花弹）杀伤力太差。
种种不利因素导致北洋舰队在较量中，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境地。
但是水师官兵毫无畏惧，英勇作战，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爱国壮歌，值得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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